陈嘉映演讲美德与幸福——孔子与我们

最后我讲一下第三种，就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这一种，一位是中国的哲人，另一位是希腊的哲人，他们两位都是把德性放在最高一级，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否认在德性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带来幸福。

孔子直接就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我们想过上好生活，想富贵，人人都是这样的。区别只在于，对于孔子来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就是说如果要让我用不道德的方式来获得富贵，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

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良好生活，eudaimonia，也是跟孔子的结构是差不多的，他也是把美德放在第一位，但是幸福仍然包括了健康、财富、长寿等等。

和功效主义、唯道德论比，我觉得还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比较接近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一方面我们希望自己健康，有财富，能够长寿，但是我们也不愿意丧心缺德地去获得这些东西。

这就回到了我们最早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两者能够携手并进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两者发生了冲突，那怎么办?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的，它是没有一个人人共同遵守的答案的。文天祥有文天祥的答案，梵高有梵高的答案，我们通常做不到他们那样。我们也可以说，德性和好生活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天祥来说，德性亏了一点，他就感受不到幸福，我们如果德性亏了很多，我们就感受不到幸福。

但是不管这个比例是什么样子，我想说的都是，无论你对德性的要求很高还是比较低，德性永远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你要是整个地放弃了德性的要求，你是不会感到幸福的。

如果我们不像唯道德论那样，认为幸福完全在于个人对自己德性的坚守，而且还要世上的富与贵，还要健康、长寿和好处等等，那么德性和幸福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我们个人的态度，而且它还有着社会上的背景。

可以说幸福和德性到底能够怎样地构成，总是由不同的社会条件所左右的。我们也可以说，一个良好的社会中，那些有德的人将有更好的机会、更多的机会变得幸福。一个不良的社会就恰恰相反，那最不良的社会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罗刹海市。

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我们用这个来规定或者定义一个良好社会。什么叫做一个好社会?那就是那些有德的人会过得更好，那些缺德的人会过得不好，那么这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

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在一个好的社会中，一个人得到了富贵，这是好的，但在一个恶劣的社会中，在罗刹海市中，一个人得到富贵，那是可耻的事。

当然，“邦有道”和“邦无道”是两个极端，我们实际的社会是介于一个特别良好的社会和一个特别糟糕的社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既不可能说完全地以德论福，也不可能完全地以福来论德。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一个社会想象成那样地坏。我知道大家在抱怨和批评的时候，有些人会把这个社会想成漆黑一团。但是这种想法、这种批评到了一个极端，它会带来坏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仿佛我们任何人都不再有正当的手段来赢获我们自己的幸福，因此那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好处的人，反倒觉得这样的做法是自然而然的了。但反过来，我们的社会也没有好到那种能够以福论德的程度，就好像我们只要好好地做，一定就能够得到幸福。

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还有待那些正直的人去加以改变，加以改善。正直的人有可能要牺牲他们自己的幸福。我们作为普通人也许做不到，但是我就是希望，即使我们没有像那些仁人义士那么勇敢地站出来去改变这个社会，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做到，我们在心里，我们在能做的地方，是永远跟这些正直的人站在一边的。

——原创：陈嘉映老师